成语故事《侠肝义胆义薄云天》
解释侠客的肝,义士的胆。形容见义勇为、锄强扶弱的心肠和行动。后者形容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极其崇高。
出处《蒲柳人家·后记》:“继而又被他的侠肝义胆和一片热心所感动了。”
南朝·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高义薄云天。”
两干多年来,中国人崇拜侠义精神。中国老百姓对武侠与义侠是很尊重的,因为他们有勇气、有担当,能济危扶贫,对社会和他人做出贡献,算得上英雄好汉了。“侠”的原意是牺牲自己,帮助了比自己弱小的人,还不求回报。电视剧《水浒》主题曲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这种侠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有人不禁要问,中国人的“侠”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早在两干多年前,儒家提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应该有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这是做人的道理。侠在舍己救人时,就需要这种精神。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更是一种完美的侠义精神。要想侠义,就得不怕贫贱,不怕威武,经受得起富贵女色的考验。先秦时期是中国人最可爱的时期:勇武、博学、诚信、有责任感、包容…并留下一批见义勇为的人,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诸子百家》中,墨家的“兼爱”,也是“侠”的献身精神体现。
只有法家反对“侠”。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好像文人只会扰乱人心,勇武的人也只会因愤怒去违反国家的禁条,这会让统治者睡不着觉。其实,这一句应改成“假儒以虚文乱法,伪侠以滥武犯禁”,只有“假儒”与“伪侠”,才会乱法犯禁。别看只加上几个字,像韩非子这样概念不清,是非不分,就会打击一大片。
荆轲在行刺秦王前,站在易水河畔,对着滔滔江水,对着他的好友燕太子丹,从心底吟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声。他是抱着一个侠士“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的必死信念而去,面对强秦暴君,他重义轻生、一去不返,表现出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到了汉代,司马迁一言九鼎,替“侠”正了名。在《史记游侠列传序》中,司马迁作了十分醒目的阐述:“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音è,艰难窘迫)困,干里诵义者也”。别小看“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它已成为歌颂仁侠义侠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座右铭。
陈胜与吴广揭竿而起时,是有勇气、有担当的,他们喊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激励低层劳苦大众起义军勇于抗秦,毫不畏惧,大有“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侠肝义胆精神。
与“侠”关联的成语很多:乐善好义、义薄云天、侠肝义胆、慷慨赴义、豪侠尚义等。可见“侠”总是与“义”紧密连在一起。为“侠”者,必定崇尚“义”,而“义”与“利”相斥。唯仗义执言者,才能柔情侠骨;作为侠客,应将“一诺干金”时时铭记在心。
《新唐书》中说,窦建德年轻时把诺言看得很重。同乡死了父母,因贫贱无力安葬,窦建德主动送去办丧事的财物,深受乡亲们的称赞。每当窦军攻陷城镇所得的财物,一齐分赏给各位将领,他自己一样都不要。这就是“赴士之厄困”,给被助者以信念和宽慰的仁爱之心。
最能感受侠肝义胆精神的是“干古文人侠义梦”,别看文人羸弱而经不起风浪,唐代文人的侠义之风繁荣,写侠客、游侠、仁侠的诗与文章不胜枚举。贾岛在《剑客》中写道:“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唐人对游侠赞美已成时尚,诗人仁侠成风,体现了唐人的开拓精神和好强性格。骆宾王天生一副侠骨,爱管闲事,还勇于打抱不平。王之涣喜欢击剑悲歌,从禽纵酒,颇具侠肝义胆。孟浩然骨貌淑清,喜好节义,解人患难。书法家张旭心藏风云,挥洒狂走,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侠义之士。
唐代诗人投笔从戎,走向边塞烽火,为数甚多。骆宾王、陈子昂、岑参等都曾两度从军。在唐代诗人中,最富有侠肝义胆的是李白。安史乱起,李白满怀激情,加入永王李璘军幕,不料李璘被朝廷认定为叛逆,永王兵败,李白锒铛入狱。侠义生活影响了李白的一生,形成他锄强扶弱、反抗权贵的叛逆精神,唱出盛唐人的最强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到了宋朝,传说中的“三侠五义”个个都是完美的义侠形象。包公身旁的展昭、白玉堂、张龙、赵虎,都是在为清官执鞭,匡扶正义,成了民众心中的偶像。包拯已成为干百年来老百姓心中“清官”的代名词了。在民众心中形成对清官和侠客的崇拜意识。于是,明君、清官、侠士,一直成为古代老百姓渴望的偶像。宋明以来,清官和侠客结盟,联手惩治贪官土豪和劣绅盗匪,包拯、海瑞、于成龙等人,《施公案、彭公案》等公案小说,都是史有其人,生前享有美名,死后备受膜拜的清官与侠客之群体。民众受到暴政压迫,满肚子的不平与愤怒,却不能冒死反抗。他们只有期盼侠客出现,替他们抱不平、除强暴。清官和侠客原本就有很大差异。前者是执法者,要极力维护社会道德规范,后者是以违法者身份出现匡扶正义,以武犯禁,必然沦为官府的打击对象。但他们在扶弱抗暴,扬善惩恶上有共同处,在公案侠义小说及评书等文艺形式中,老百姓希望实现清官和侠客的结盟。
《水浒传》里有108个英雄好汉,大都具有侠义精神。从路见不平到拔刀相助,从济困扶危到劫富济贫,这些都是“义”的行为,“侠”的再现。他们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与昏庸无道的朝廷抗争,最后集结梁山。在世人眼中,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侠”。
转眼间,历史车轮来到清末的百日维新运动。被称为“维新四公子”的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慷慨赴义。
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是何等义薄云天和侠肝义胆!他留下两句惊世骇俗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更成为侠的典范。秋瑾,这位华夏杰出的女英烈,为了打破束缚她身躯的封建枷锁,奋起反抗清廷。她写的“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是以“鉴湖女侠”署名,发布在《致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书》中,呼吁男女平权。被捕后,她坚不招供,在狱中书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慷慨赴死。32岁的秋瑾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孙中山为她题字:“巾帼英雄”,成了她一生侠骨柔肠的写照。辛亥革命72位黄花岗烈士,谱写一曲悲壮的史诗,黄兴为他们撰写挽联“碧血黄花”,象征烈士鲜血化为碧玉,侠义精神犹如秋菊黄花迎风绽放。
我们回顾侠义精神,是因为近年来有些人缺乏诚信,缺乏“言必信,行必果”的美德,匡扶正义的侠义精神也在他们头脑中渐渐淡去。干年传承的精神财富,也会在这些人面前逐渐褪去颜色。他们讲究名利、讲究实惠、讲究个人的生活质量,又过分留恋自己的既得利益,过分强调明哲保身,过分看重“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于那些见义勇为、济人困厄的人,往往看作不识时务,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傻帽儿”。
真是太可惜了,传承两干多年的华夏民族侠义精神与诚信至上的“一诺干金”美德,很有可能在某些人身上新渐淡去。这些人不愿讲诚信,也不肯仗义执言,更不能助人为乐,而是追求个人实惠,讲究功利至上,崇信财富价值取向。他们渐渐远离中国人的干年信条,失去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言必信,行必果”传统美德,将会淹没在个人急功近利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实在是太不可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