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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诗人语言 苗雨时 诗歌话语，是不同于日常交流的通约性的语言，而属于诗人的独创性的语言。古代称为‘诗家语’，现代叫‘诗人语言’。宋代魏庆之在其所编《诗人玉屑》卷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 ！� 王安石是北宋诗坛巨擘。“诗家语”一词，是他最早提出的，丰富了当时的诗学理念。但对王仲至的诗句他那么一改怎么就成了“诗家语”呢？从字面上看，只是将“赋”和“罢”换了一下位置，然而仔细推敲，却颇有不同。一是，《长杨赋》，是汉杨雄名作，“奏罢《长杨赋》”，只是一个简单的动宾结构，改后的“奏赋长杨罢”，便成了动宾补结构，既实出了“长杨”二字，一个“罢”字，也增强了动作的层次感；二是，“赋”与“罢”，虽均为去声，但“赋”为“合口呼”，“罢”为“开口呼”，一个沉闷，一个响亮，以后者为顿 ，更切合诗人考试后自信，自得的心情。一字之调整，就显示了大家的语感和高超的手段。 其实，“诗家语”的形式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它需要诗人调动各种修辞手法，诸如意会、错接、通感、夸饰、隐喻、暗示等等。特别是中国诗歌语言是呈现系统，其语法的主、谓、宾、补、定、状的语序变化，也能造成各不相同的意味和调性。杜甫的《秋兴八首》有这样的诗句： 红豆啄余鹦鹉粒， 碧梧洒老凤凰枝。 以第一句为例。正常语序本应是： 鹦鹉啄余红豆粒 主句的“鹦鹉”与宾语的定语“红豆”相互颠倒。此外还可以有多种形式： 啄余红豆鹦鹉粒 啄余鹦鹉红豆粒 红豆鹦鹉啄余粒 鹦鹉红豆啄余粒 这些都给人美异微妙的感受与领会。 古诗转变为新诗，现代诗人承继传统，对这些技巧予以开掘与推进，并创造了更多的现代方式。比如，畸联、反讽、张力、悖谬、简缩、拼贴、变形、幻化等等。他们甚至要“扭断语法的脖子”。下面，择要试试举几例： 反讽 例如，北岛的《履历》：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得老树上 眺望 正话反说。以倒置的语言表达一代人的历史反思，意在把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这就是诗歌的反讽。 变形 例如：顾城的《眨眼》： 红花 在银幕上绽开 兴奋的迎接春风 我一眨眼 就变成了一片血腥 “红花”幻化为“血腥”，两者叠印在一起，外美内丑，有效地揭示了“文章”那错误年代的社会真实。 简缩 例如，洛夫的<烟之外>： 潮来潮去 左边的鞋印才下午 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了 六月原来是一本很感伤的书。 此节诗的原散文句式应该是：左脚迈出几步，刚是下午，右脚跨出时，却已是黄昏了。由此左右脚移动的瞬间来感叹时光流逝之快。这些诗句的奥妙在于省略和压缩。省略了谓语动词“行走”，而直接浓缩为“鞋印才下午”、“鞋印已黄昏”。其凝练，给人的印象反而更加清晰和深刻。 词性转化 例如，:余光中的《大瘦山》： 卓文君死了二十个世纪 春天还是春天 还是云很天鹅，女孩子们很孔雀。 还是云很潇洒，女孩子们很四月。 “天鹅”，“孔雀”，“四月”，都是名词，这里被用做形容词，便使具体事物带上了比喻的形象色彩，扩大了人们的联想空间。“女孩子们很孔雀”，是说女孩子像孔雀一样，炫丽，活跃与高傲。 词语易位 例如，还是余光中的《啊天真》： 有一个字，长生殿里说过 问一只玲珑的耳朵 就在那年，那年的七夕 这是一个倒装句。正常语序是：“就在那年七夕，我曾向一只玲珑的耳朵，在长生殿上说过一个字”，然而被诗人完全错综易位了，宾语“一个字”前移，变成主语，状语“就在那年，那年的七夕”后置，变为补语，如此的错动与转换，产生了一种绵延、待续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最后要强调一点：所谓诗人语言，对诗人个体而言，首先是生命的语言，其次是个性化的语言。在写作过程中，语言与感觉同步发生，并被注入诗人的生命信息，通过诗人的天赋，智慧，秩序感和形体感的努力，使它成为独立自足的语境生成的语言。只有这样，一切的修辞、技巧、手法，语序、语感、语调所构成的诗歌语言，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和艺术表现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