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口才与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的文学语言不同,在公开讲演、与人谈话的时候,语言要力求通俗化、口语化。如不考虑听者的接受能力,用那种文绉绉、酸溜溜的语言,既不亲切又晦涩难懂,往往会事与愿违,有时候还会成为他人的笑柄。
从语言学上讲,口头语言的“元素”通过耳朵传入大脑,便很快会在大脑中进行加工、组合,形成理性思维。因为语词有同音异义、一音多义,如用晦涩难懂的话,必然让人费心揣度,勢必影响聆听的效果。且听众的文化素养有很大差别,应该“就低不就高”。所以,对一般听者讲话就应该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相比之下,对农家人用“请恕冒昧”之类的话就未免过于“高雅”了。正如法国雕塑家罗丹所言:“用铅笔画些花样,用色彩涂些炫耀的焰火,或是用古怪的文字写些光彩的句子,这些空头作家,就是世界上最机巧的人;然而艺术上最大的困难和最高的境地,却是要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这里虽然讲的是写作,但对口语表达也是完全适用的。
语言通俗化还充分地体现在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区别上。有的人在讲话中过多地使用书面语,而不是口语化,使人听了很不是滋味。有人在讲述自己父亲去世时的心情,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我的心海荡起悲哀的浪潮,两眼犹如双泉,盈满晶莹的泪水,最后我的两行泪水像断线的珍珠纷纷落下。”台上讲话者表现出痛苦的神情,台下听者却发出一阵笑声。这样的演讲显然是犯了演讲之大忌:不讲究语言的实际效果,而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华美。演讲话语转瞬即逝,如果不能做到口语化、通俗化,以近于白描的语言着力塑造栩如生的听觉形象,而是文学味太浓、遺词造句过于华丽和艰涩,就必然会令人费解。所以,语言贵在自然、朴实、生动、亲切、洗练,能够包蕴深刻的思想,表达真实的情感。
正如鲁迅所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否则,话说得再漂亮也不会有什么力量。用这样的语言说话,不是大脑在起作用,而只是“舌头”在起作用。
当然,不同的讲演内容,使用语言应有所区别。若是进行文学讲座,语言就应该文雅、活泼、富有情感。例如:有人在文学演讲中分析刘白羽的散文《长江三日》的艺术特点时说道:“作者将鲜明的艺术形象、浓郁真实的生活气息同旺盛健康的思想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渗透全篇,使得感情的起伏变化如长江奔流,时而波浪翻涌,时而风平浪静;时而为长江的壮丽风姿击节赞,时而为劈波斩浪的气节所陶;时而沉湎于漫漫岁月,时而遐想灿烂的未来。正是这些情文并的描写,使作者的感情与文章的主题思想得到高度升华。”
这段优美的文字用于介绍文学、艺术等偏重感性知识的内容是恰到好处的。但如果用来讲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就不恰当了,上述社会科学语言应该准确、严谨、简明、平实,用不着像文学语言那样色彩纷呈。同样的道理,说话效果的好坏,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听话对象就是语言环境的主体。所以,讲话者的语言必须要适应不同对象的特点。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某一天,一个秀オ上街,见到一个卖柴人,便喊:“荷柴者过来!”卖柴人因听懂了“过来”两个字眼,就走了过去。秀才问:“其价几?”卖柴人只听懂一个“价”字,便说了价钱。秀才嫌贵,就摇头晃脑地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这酸溜溜的话,让卖柴人听了莫名其妙,只得挑起担子走了用语的通俗不仅仅取于语言的内容,还常常表现在说话者的表达方式和技巧上。现实生活中有些谈话者表达的内容并不晦涩,却使用了令人感到晦涩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几个字就停顿一下或是胡乱的运用重音等,这些都会造成听者的理解失误,甚至产生歧义。因此,想练就自然亲切、平易近人的口オ,还必须掌握一定的口语表达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