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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歌的语言之六:诗语

简论诗人语言
苗雨时
诗歌话语,是不同于日常交流的通约性的语言,而属于诗人的独创性的语言。古代称为‘诗家语’,现代叫‘诗人语言’。宋代魏庆之在其所编《诗人玉屑》卷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 !�
王安石是北宋诗坛巨擘。“诗家语”一词,是他最早提出的,丰富了当时的诗学理念。但对王仲至的诗句他那么一改怎么就成了“诗家语”呢?从字面上看,只是将“赋”和“罢”换了一下位置,然而仔细推敲,却颇有不同。一是,《长杨赋》,是汉杨雄名作,“奏罢《长杨赋》”,只是一个简单的动宾结构,改后的“奏赋长杨罢”,便成了动宾补结构,既实出了“长杨”二字,一个“罢”字,也增强了动作的层次感;二是,“赋”与“罢”,虽均为去声,但“赋”为“合口呼”,“罢”为“开口呼”,一个沉闷,一个响亮,以后者为顿 ,更切合诗人考试后自信,自得的心情。一字之调整,就显示了大家的语感和高超的手段。
其实,“诗家语”的形式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它需要诗人调动各种修辞手法,诸如意会、错接、通感、夸饰、隐喻、暗示等等。特别是中国诗歌语言是呈现系统,其语法的主、谓、宾、补、定、状的语序变化,也能造成各不相同的意味和调性。杜甫的《秋兴八首》有这样的诗句:
红豆啄余鹦鹉粒,
碧梧洒老凤凰枝。
以第一句为例。正常语序本应是:
鹦鹉啄余红豆粒
主句的“鹦鹉”与宾语的定语“红豆”相互颠倒。此外还可以有多种形式:
啄余红豆鹦鹉粒
啄余鹦鹉红豆粒
红豆鹦鹉啄余粒
鹦鹉红豆啄余粒
这些都给人美异微妙的感受与领会。
古诗转变为新诗,现代诗人承继传统,对这些技巧予以开掘与推进,并创造了更多的现代方式。比如,畸联、反讽、张力、悖谬、简缩、拼贴、变形、幻化等等。他们甚至要“扭断语法的脖子”。下面,择要试试举几例:
反讽
例如,北岛的《履历》: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得老树上
眺望
正话反说。以倒置的语言表达一代人的历史反思,意在把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这就是诗歌的反讽。
变形
例如:顾城的《眨眼》:
红花
在银幕上绽开
兴奋的迎接春风
我一眨眼
就变成了一片血腥
“红花”幻化为“血腥”,两者叠印在一起,外美内丑,有效地揭示了“文章”那错误年代的社会真实。
简缩
例如,洛夫的<烟之外>:
潮来潮去
左边的鞋印才下午
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了
六月原来是一本很感伤的书。
此节诗的原散文句式应该是:左脚迈出几步,刚是下午,右脚跨出时,却已是黄昏了。由此左右脚移动的瞬间来感叹时光流逝之快。这些诗句的奥妙在于省略和压缩。省略了谓语动词“行走”,而直接浓缩为“鞋印才下午”、“鞋印已黄昏”。其凝练,给人的印象反而更加清晰和深刻。
词性转化
例如,:余光中的《大瘦山》:
卓文君死了二十个世纪
春天还是春天
还是云很天鹅,女孩子们很孔雀。
还是云很潇洒,女孩子们很四月。
“天鹅”,“孔雀”,“四月”,都是名词,这里被用做形容词,便使具体事物带上了比喻的形象色彩,扩大了人们的联想空间。“女孩子们很孔雀”,是说女孩子像孔雀一样,炫丽,活跃与高傲。
词语易位
例如,还是余光中的《啊天真》:
有一个字,长生殿里说过
问一只玲珑的耳朵
就在那年,那年的七夕
这是一个倒装句。正常语序是:“就在那年七夕,我曾向一只玲珑的耳朵,在长生殿上说过一个字”,然而被诗人完全错综易位了,宾语“一个字”前移,变成主语,状语“就在那年,那年的七夕”后置,变为补语,如此的错动与转换,产生了一种绵延、待续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最后要强调一点:所谓诗人语言,对诗人个体而言,首先是生命的语言,其次是个性化的语言。在写作过程中,语言与感觉同步发生,并被注入诗人的生命信息,通过诗人的天赋,智慧,秩序感和形体感的努力,使它成为独立自足的语境生成的语言。只有这样,一切的修辞、技巧、手法,语序、语感、语调所构成的诗歌语言,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和艺术表现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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