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年间，天下初定，朝廷推行科举来选拔人才。但当时朝廷比较看重出身和资历，考生必须出身名门或有名人推荐才可参加科举。因此，有人便伪造出身和资历来骗取朝廷的录用。于是，唐太宗便颁布了一道法令：在科举考试中，凡是伪造出身和资历的人，必须坦白自首；否则一经查出，就判处死刑。　

    后来，吏部查出有个已经金榜题名的举子伪造了出身和资历。唐太宗龙颜大怒，下令革去其功名，交大理寺处理。　　

    大理寺少卿戴胄负责审理这个案子，他查明了犯罪的情由和事实，却没有根据唐太宗的命令判处其死刑，而是根据《唐律》的有关条款，判了个流刑(流放到边远之地)。　　

    唐太宗大为不满，质问戴胄：“朕已经下令，对那些伪造出身和资历又不主动坦白自首的人，要判处死刑。你怎么自作主张，只判了流刑？难道你不知道朕的法令吗？”　　

    戴胄回答说：“臣怎么会不知道皇上的法令呢？如果在抓到他时，您就把他杀了，我是管不了的。但您既然把他交给我来处理，我作为执掌刑法的官员，审案、判刑都必须根据《唐律》而行，否则就会出现执法不公、量刑不当的现象。如果这样，那就是我的失职了。”　　

    “是吗？”唐太宗神色骤变，故意提高了声音：“我是一国之君，这国家大事是由我说了算的。你只怕自己失职，就不怕朕失信与民吗？你必须改判，必须按朕的法令办!否则，朕……”　　

   “皇上”，戴胄据理力争，“法律，是国家向整个天下颁布的、令百姓信服的法令制度，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而您的那句话，只不过是一时恼怒而信口说出，假如凭自己一时冲动来断案，那法律岂不才会真正失信于民。只有严格按法律处理，才能忍小忿而存大信啊！为了维护法律和国家的大信用，只好让皇上失信了!”　　

    唐太宗渐渐冷静了下来，他沉思良久，脸上终于有了笑颜：“我虽为一国之主，但在处理有些事情上，没你想得深、看得远。这件事是我糊涂了，你做得对，多亏你提醒，使我不致酿成大错。国家法律的大信用一定要维护，就按你的意见处理吧!”　　

    随后，唐太宗又颁布了一道法令：废除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名人推荐的旧习，无论出身和资历如何，一视同仁，唯才是举。

在处理此案时，戴胄没有依据唐太宗的法令将这个举子判处死刑，而是依据《唐律》判了个流刑，对皇上的“金口玉言”置若罔闻，这可是欺君之罪。面对唐太宗的质问，能言善辩的戴胄据理力争，巧妙与其展开辩驳——

第一步：如实作答，争取谅解。唐太宗质疑戴胄“你怎么自作主张，只判了流刑？难道你不知道朕的法令吗？”此时，聪明的戴胄心知肚明，如果狡辩只会更加激怒唐太宗，于是他便如实作答“知道法令”，而且巧妙地以自己是在履行职责为理由来进行辩护，证明自己是为了不失职才依据《唐律》去处理此案的，以期获得唐太宗的谅解。

第二步：晓以大义，促其觉醒。唐太宗毕竟是一国之君，面子抹不开，他进一步提出质疑“你只怕自己失职，就不怕朕失信与民吗？”，为维护自己的威望而要求戴胄改判，戴胄以法律和国家的大信用与唐太宗的个人信用相比较，以此说明如果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朝令夕改，那就不能维护国家的信用，皇上个人的信用固然重要，但国家的信用、国家的法律更为重要，决不能为了皇上的小信用而损害了法律和国家的大信用。戴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理交融的辩驳让唐太宗恍然大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迅速改正了错误——废旧令、颁新令。

戴胄凭借自己的口才，巧妙施辩，不仅消除了自己的灾祸，还废除了一道酷令，促使利国利民的新法令“问世”，可谓一箭双雕，让人拍手称快！

（编 辑 王雅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