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当时，中共常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在会前已洞察到了国民党内某些人在会上有阴谋，但为了团结抗日，还是决定出席。

　 当会议进行到第四天，国民党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在作报告时，却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8集团军和解放区政府捏造了几条罪名：一、不遵守军令、政令，擅自挺进敌后，扩大防区；二、强收粮税，蓄意与国军摩擦；三、任意发行纸币，扰乱金融。何应钦话音刚落，董必武立即站了起来，当着众代表的面，义正词严地驳斥道：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号召“守土爱国，人人有责”。18 集团军挺进敌后，和敌后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游击战，这是国民的天职，何罪之有？18 集团军扩大了游击区，紧缩了敌占区，政府不嘉奖这样的军队，反而谴责他们不遵守军令，是什么道理？

分析：针对何应钦提出的18集团军“不遵守军令、政令，擅自挺进敌后，扩大防区”的谬论，董必武分三层进行了反驳：第一、指明了18集团军挺进敌后的缘由，即响应国民政府“守土爱国，人人有责”的号召。这样，何应钦一旦反驳，就是自抽耳光。第二、点明了18 集团军挺进敌后的动机，即和敌后人民一道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这样，何应钦若反驳，就是将自己放在了人民的对立面。第三、点明了18 集团军挺进敌后的积极效果，即扩大了游击区，紧缩了敌占区。这是当时爱国人士无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何应钦自然也就无法再行辩驳。最后，为了加强以上三层反驳的力量，董必武又以一个反问修辞，对何应钦进行了有力的质问。

接着，董必武继续辩驳道：

　　敌后区的粮税在18 集团军未到之前，被日寇收去了，18 集团军到后，组织起民主政府，征粮收税，供游击队使用，有什么不好？难道说人民解放了，还要让敌人征粮收税？说到摩擦，那是18集团军挺进到敌后，由于某些国民党军队抢地盘引起的。新四军北移时，在皖南懋林遭受围攻，就是国民党军队制造摩擦的具体实例。

分析：针对何应钦提出的解放区政府“强收粮税，蓄意与国军摩擦”的谬论，董必武运用了两种反驳方法：一、正反对比法。将18 集团军到达前后的敌后粮税征收状况进行了对比，并以两个反问句对这种对比进行了强化，以此说明18集团军在敌后征收粮税的合理性。二、例证法。为了说明国共两党军队发生摩擦的原因不在18集团军，董必武举了新四军在北移途中遭受国民党军队围攻的例子。借助以上两种反驳方法，董必武有力地驳斥了何应钦的谬论。

董必武最后辩驳说：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18集团军的军饷，敌后流行的是伪币，解放区既领不到中央银行的银元兑换券，又不能让伪币通行，只好发行地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这有什么可非难的呢？而且各解放区的货币量都是大体按照各区商品周转量发行的，币值很稳定，不像大后方银元券这样一日数跌。难道说，解放区这样做不是稳定金融，而是扰乱金融吗？

　　分析：针对何应钦提出的解放区政府“任意发行纸币，扰乱金融”的谬论，董必武又运用了两种反驳方法：一、原因揭示法。反驳中，董必武解释了解放区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的原因，即解放区既领不到中央银行的银元兑换券，又不能让伪币在敌后流通。通过对原因的揭示，董必武让与会者明白了解放区政府发行地方纸币的合理性。二、正反对比法。反驳中，董必武将解放区货币币值的稳定与大后方的银元券的一日数跌进行了对比，说明了解放区政府的纸币发行，是科学的，而不是“任意发行”的事实，有利地反驳了解放区政府“扰乱金融”的谬论。

董必武的反驳入情入理，十分有力，致使何应钦神色沮丧，无言答对；而那些非国民党参政员听后，则频频点头，予以嘉许。

（编辑 姚宏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