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是一位爱国将领，早年曾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中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率军积极抗日，歼灭了大量日军，让日军闻风丧胆，在侵华日军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不怕一万，就怕万毅。
1941年2月，时任旅长的万毅被国民党中一些消极抗日的反动军官密谋“通敌叛国”，抓进了监狱。第二年，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将万毅交到军法部门，进行公开审判，以“明正典刑”。
为了置万毅于死地，开庭前，他们搜肠刮肚，精心为万毅设计了“通敌”、“西安事变从犯”和“奸党”三大罪状。自认为万无一失后，庭审开始了——
审判官首先摆出了第一条罪状，冷笑着审问道：“大敌当前，你竟敢‘通敌’，该当何罪？”
万毅冷静地反驳道：“我从1937年12月在江阴首次参加对日作战起，至今已有近百仗的纪录，哪一次战斗能证明我与日本人有特殊关系；如果我通敌，我会对日本侵略者有如此的仇恨，会不顾一切地与他们进行战斗吗？你们定我这样的罪名，不仅是对我的诬陷，更是对与我一起战斗过的、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的士兵的诬陷，你们的良心难道不会受到谴责吗？”万毅义正词严的回答，使法庭一片寂静。
【正面还击，义正词严】万毅针对“通敌”罪状，首先理直气壮，以事实为武器，言明自己对日作战已有百仗纪录，接着借此反问对方，揭露实质，进一步言明自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不顾一切与他们进行战斗，表明自己和日本人没有特殊关系，使对方认定的“通敌”行为站不住脚，并厉声控诉这是对自己和浴血奋战的士兵们的诬陷。一句强有力的质问“你们的良心难道不会受到谴责吗”，饱含激情，酣畅淋漓，震撼人心，令审判官心惊胆战，无言以辩。
审判官见第一条“罪证”无法对他定罪，便又质问道：“你总该承认自己是‘西安事变’的从犯吧？”
万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错，我是在张副司令（张学良）手下任职，也参加了‘西安事变’，但当时于总司令（于学忠）是军长，我只是他手下的一名团长。如果我是从犯，那么于总司令岂不是有主谋的嫌疑？”审判官听罢，哑口无言。
【巧借靶子，迂回出击】针对第二条罪状，万毅巧妙推出于学忠总司令这个“靶子”，说明于学忠当时是军长，自己只是他手下的一名团长，为他接下来的假设推理做好了铺垫。随之，他话锋一转，机智设问，拿自己和于总司令相比，言下之意是：如果我是从犯，那于总司令就是主谋主犯。显然，审判官慑于于总司令的军威，不敢就此多加追问，只得放弃。万毅的迂回出击，可谓出奇制胜！
最后，审判官拍着桌子，恼羞成怒地喊道：“是罪状就要审问，你还有‘奸党’的罪名呢，这一条，我们是有证据的。”
万毅冷笑道：“请拿出来吧！”
审判官不无得意地说道：“自从你万毅被抓之后，红军散发了许多传单，贴了许多标语，说你万毅旅长无罪，要求我们放人。这难道不是证据，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万毅一听，原来如此，笑道：“笑话！贴不贴是人家的事。再说，我从被抓起就对外界一无所知了，我可没看到为我贴的标语，这能算是我的罪吗？要是共产党也为你贴一张标语，发一点传单，你就是共产党了？可真是荒唐透顶，你可真是一个‘高明’的审判官啊！”
听了万毅的话，审判官又急又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摆摆手宣布审判终结。不久，万毅被下令释放，后率部起义，参加了八路军。1955年，因军功卓著，被授予中将军衔。
【以此类推，反戈一击】对于审判官臆断的“奸党”罪名，并以“标语”作为证据，万毅针对对方的逻辑错误，先是指出标语贴不贴与自己无关，更不能凭此定罪，直斥对方拿标语定罪的荒唐性。接着，万毅根据对方的“逻辑”，以此类推，质问对方“要是共产党也为你贴一张标语，你就是共产党了？”有力地驳斥了对方逻辑的荒谬，并“称赞”对方是一个“高明”的审判官，给对方的荒唐理由来了个釜底抽薪，令对方骑虎难下，尴尬万分，成功赢得了论辩的胜利。
面对审判官炮制的“三大罪状”，万毅将军镇定自若，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不仅赢得了法庭辩论的胜利，为自己洗清了罪名，重新获得了自由，还展示了他的敏捷思维与过人的口才。万毅将军所用的正面还击、迂回出击、反戈一击的论辩技巧，驳得对手哑口无言，堪称成功辩论的典范，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编辑  陈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