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幅画，画的是一只鹦鹉，旁边题字：鸟是好鸟，就是话多。看过的人都会忍俊不禁，笑过之后，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回味。这就是艺术大师黄永玉的作品，这位艺术大师同时还是一位幽默大师。

一、笑对苦难——“不快乐的话，画什么画？”

黄永玉13岁离开家乡湖南，16岁开始以绘画和木刻谋生。他做过瓷场小工，干过码头苦力，当过小学教员，几十年经受了很多苦难，这些苦难不但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反而使他爱得更深，他说：“我深爱这生活，包括它给予我的痛和泪。”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幽默。谈到他孩提时因为在窗板上乱写乱画而挨打，他说：

我的第一篇文学“著作”是70年前写在故乡老家新房子的窗板上的。大概是5岁还是4岁。全文是：“我们在家里，大家都有事做。”旁边还画了几个京剧脸谱。“稿费”很丰富，挨了一顿打。新木的房子用墨书写起来，简直“入木三分”。

第一次创作就“收获”了一顿饱打，这似乎暗示着黄永玉艺术道路的坎坷。然而，也正是他这种苦中求乐的精神，才能让他走到了今天，才能让他的艺术走到今天。在他的人生中，他把磨难看得很轻，把艺术的“入木三分”看得很重，黄永玉充分享受着这种“痛和泪”，始终快乐着。

十年浩劫，黄永玉因为画了一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而挨批斗，有人批判他说：“你这个人创作上从来不严肃，从来都是玩！”他听了反而大笑说：

你小子要平时这么说，我一定请你吃西餐。你算是说出了艺术的真谛，画画当然是玩，不快乐的话，画什么画？

当时说这几句话时，黄永玉背上的鞭痕还殷殷地透着血水呢！他却没有因此伤感以至怨恨。正如他在诗中写的：“我们有过悲伤，但我们蔑视悲伤”。把对艺术追求的热爱，说成是“玩”，说成是简单的对快乐的向往，在那个视政治为神圣，而对于娱乐与审美讳莫如深的年代里，他这样说，是以戏谑对抗神圣，以轻蔑反抗高压。在这些轻松的幽默中，饱含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痛与泪”。

二、笑对丑恶——笑是一种制裁

讽刺，也是黄永玉的喜好，他容不下丑恶与虚伪，他说：“恶人恶事都永远不能原谅”，对恶人恶事的嘲讽与鞭挞就成了他的另一爱好。有一次，记者问他：“您希望别人怎样称呼您，比如叫您大画家、大师，您觉得高兴吗？”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一种现象：

我就看到有一张名片：某某地方的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后面加个括弧，无正行长。还有个名片，什么律师，底下加个括弧，软席待遇。如果我喜欢听这些……不就像加个括弧一样？所以，别去搞那些。

又如，他借古讽今，讽刺艺术家的清高。他说，像吴道子、顾恺之、阎立本，都是画院待诏。待诏就是剃头的。这样的人，皇帝老爷对他的不礼貌，老百姓是看不到的，所以他反过来对老百姓还是很神气的。明明是寄人篱下，享受的是高级的啖唾，却还要卖弄清高。

名片上加括弧，连坐火车也成了吹嘘的资本，既庸俗又拙劣。将这样的事实抖露出来，无非是让当事者在众人的笑声当中幡然醒悟，让旁观者警醒自己是否也有此“括弧情节”。像吴道子这样一些历史名流，在他们清高的背后，尚且如此苟且，如此可怜，那么其他的清高者又将如何呢？由讽刺引发的笑，固然是一种开心与愉悦，但对被笑者来说，未尝不是由羞辱而带来的威慑。别林斯基曾说过：“笑是一种制裁。”老舍先生说，讽刺是“以笑来矫正或诛伐”。 黄永玉正是以讽刺的方式来匡正时弊。

三、笑对自己——“论劳动态度，牛比我好多了”

黄永玉特别看重快乐，他总是能从自己身上找到很多幽默。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快乐的，因为只有快乐的日子过下来，这才有味道。”于是他才有充满欢声笑语的《一路唱回故乡》的诗集，才有献给北京奥运的巨幅画作，才有左手撑腰，右手持烟斗，露出大板牙，哈哈大笑的快乐鼠雕塑，也才会常常说出开心的幽默话语。有一次，黄永玉谈起自己以前的一次经历：

有个五六十岁的乡下老人，抱着孙子，看我画画。我说：“好看吗？”他说：“嗯，嗯。”我说：“卖给您，要不要？”老人摇摇头：“我要它干吗？”我急了：“只要两块钱。”老人笑了：“两块钱我买两斤猪肉，我买你这个？！”……

停了一下，黄永玉说：“现在嘛，哎呀，黄永玉的画值钱。”

幽默源于反常。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大画家，其作品在一个乡下老人眼里，却还不如两斤猪肉。艺术价值与社会现实的对比，铸成了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尴尬。黄永玉随口道来，诙谐幽默之间的意蕴，让人回味无穷。

就连对自己的评价，黄永玉也不会放弃幽默的机会：我心无大志，作品马马虎虎，只是劳动态度还过得去，论劳动态度，牛比我好多了，所以也算不上什么长处。

黄永玉无论是在艺术造诣还是在品格风范上，都称得上大师，可他对自己的评价仅仅是“劳动态度还过得去”，刚出口，马上又说：“论劳动态度，牛比我好多了”，似乎这“唯一”的优点，也站不住脚。前言与后语之间的落差，让人捧腹，更显示了大师非凡的谦卑与胸怀。

黄永玉是一位艺术大师，也是一位幽默大师，他把笑声带给大家，他自己也活得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