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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越来越多，这种现象背后有经济能力提升、留学程序便捷等因素，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民众对本国教育现状的恐慌和不信任。中国的教育已经积累了诸多弊病，普通百姓都可以从孩子的学业负担、竞争压力、学校对待孩子的功利态度等方面直观地看出当今中国教育的问题。

　　教师在面对孩子时，冷漠、粗鲁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教育学者张文质就曾遭遇到这样的问题。他的女儿从小有写作的天份，但成绩不太好，有一次，女儿满心欢喜地把自己出版的新书送给语文老师，结果不但没有得到老师的表扬和鼓励，反而被冷冷地讽刺了一番——“写这样的东西有什么用！”还有一次，女儿的同学在课间送了一个精美的折纸到讲台上，结果老师正眼都不看一下，若无其事地朝折纸上弹着烟灰，口里还优雅地吐着烟圈。女儿不断遭遇各种非常态的挫折，让张文质下定了送她出国的决心。张文质说：“在教师的品格、教师对待孩子的态度方面，女儿到国外就学以后，再没有碰到过原来的那种处境了”。

　　对于国内的中小学生而言，各式各样的考试、评比越来越多，学习成绩的竞争成了孩子无法摆脱的噩梦。由此，我们的学校造就了越来越多的考试机器和考试不适应“患者”。尽管有的父母自己不对孩子的成绩做过多要求，但孩子只要一到学校，就必然要面对无法逃脱的比较。福建有一个家庭便遭遇了这种情况：孩子在学校一直考不好，感到很自卑，虽然父母没有指责，但孩子自己却总是对父母心怀愧疚，心理负担日渐加重。孩子在国内读完高一后，父母决定送其到澳大利亚读书。在那里，周围不再有相互攀比、相互歧视的氛围，学习生活中不再遭遇各种非常态的压力，一年之后，孩子的学业成绩变得非常出色，后来顺利地进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有一次，孩子回国时郑重地对母亲说：“我觉得，让我出国读书是您这一生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们。”

　　中国的孩子之所以会经常在学校遭遇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一方面跟教师自身素养、品格有关，但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应试教育。应试教育不断在教师身上加载压力，使教师长期生活在焦虑、狂躁不安的状态中，这种状态直接表现在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和行为上。留学低龄化现象表明，越来越多的父母宁愿选择在孩子身心尚未发展成熟时冒着一定的“成长”风险把孩子送出国，也不愿让孩子在国内遭受必然要面临的应试教育的劫难。

　　另一方面，尽管“孩子的成长是父母一生最大的投资”，但在送孩子出国留学这个问题上，父母决不能盲目、草率行事，而要深思熟虑，必要的时候还需请教专业人士进行指导。回想自己当初送女儿出国的经历，张文质感慨地说，要是重新选择一次，自己会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因为据女儿反映，国外高中的不少专业课程已经跟大学对接了，所以出国后学习比较吃力。

　　所以，在制定送孩子出国留学的计划时，父母至少应帮孩子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学业能力方面，主要指学习习惯、遵守学校和社会规则的习惯等。另一个是生活能力方面，主要指孩子的独处(自我解决不安全感、孤独感等精神困扰的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世界已成为一个“地球村”，国与国之间择校、择业越来越平常的时代，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起点，最需要做的就是在“根部”——基本的品行、生活习惯等方面，健全、牢固孩子的生命，然后放手让他们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