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笔者作为国家公诉人，依法支持公诉了这起利用经济合同实施的共同诈骗案件，在法庭辩论中有两个推理比较精彩，因此记录下来，供读者欣赏。（控方为公诉人，辩方为被告人乙某及其辩护律师。）

一、巧设二难推理强力质证

庭审中，被告乙某说：“假电报是法律顾问草拟的，我不明真相，只是在不改变原意下对个别字句作了润色，履行了一个文书的誊写职责，不知者无罪！”

辩护人也称对电文草稿及誊件进行了认真核对，确认内容一致，支持被告人无罪辩解。

公诉人立刻追问道：“那草稿呢？”

被告答：“我照抄后就撕碎扔掉了。”

公诉人当即反驳道：“知情的法律顾问草拟的电报，负责润色的经济顾问乙某却说不知情，两位顾问在一份电报上捉迷藏，这种诡秘的把戏令人费解：这样的草稿是否存在过？方才，被告人供述‘草稿’被抄后撕碎扔掉，辩护人则声称对‘草稿’与‘誊件’进行了认真核对。试问：你的‘认真核对’发生在案件破获之前还是之后？如果在之前，你在本案中是否另有角色？如果在之后，那你从哪里看到的草稿？被告岂不是在撒谎？”被告人与辩护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这是围绕辩方提出新证据的存在与否展开的辩论。辩护人称见过草稿，被告又说草稿“照抄后就撕碎扔掉了”，但众所周知：辩护人是在案发后才介入的，根本不可能看到在案件发生过程中已经被撕碎的“草稿”。由此，公诉人利用被告人与辩护人两个谎言间的矛盾，展开了思维辐射，以一连串诘问，铸成一柄二难推理的逻辑利刃，将辩方逼入自相矛盾的死胡同：辩护人如果承认是在案件破获之前看到的，说明自己也涉嫌犯罪；承认在之后，则被告就是当庭撒谎，对其进行无罪辩护一点好处都没有。被告人和辩护人陷于两难之中，只能哑口无言。

二、活用类比推理赢得辩论

在证据事实上打不开缺口，被告乙某就在主犯甲某的身份上动脑筋：“甲某是老总，是至高无上的指挥者，我只是一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知内情盲目劳动的工具，何罪之有？”

“鹦鹉会‘说话’，微机能‘写字’，” 公诉人展开类比推理：“如果被人类用来实施诈骗犯罪，它们就是工具：作为鹦鹉，虽‘说’了骗人的话，作为微机，虽然‘写’了骗人的字，但那只是‘老总’犯罪意志的复制与翻版，它们对于自己“说”的话、“写”的字表达了什么意思，能产生什么后果，会承担什么责任，一概茫然无知，因为不具备人脑所独有的机能——思维，它们才成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知内情盲目劳动’的工具！”

“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你不是鹦鹉，也不是微机。你是一个在庄严的法庭上都毫不掩饰欺诈本性的自然人，你协助主犯甲某利用经济合同实施的诈骗活动，致使环县毛纱厂蒙受巨额经济损失，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诈骗罪，所以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对被告人这种似是而非的推理，如果运用常规思维进行驳斥，既乏味又费劲。公诉人运用形象思维，列举鹦鹉、微机进行类比归谬，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说明了“工具”的概念，并指出工具是没有“思维”的，不可能成为被告。然后话锋一转，又联系到刚刚被告在法庭上的一番狡辩，指出被告是“一个在庄严的法庭上都毫不掩饰欺诈本性的人”，自然是有“思维”的，当然不会是“工具”，既然不是工具，那么他的行为就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公诉人的这番反驳，逻辑严密、气势恢宏，增强了论辩的感染力。

最终，法庭全面采纳了国家公诉人的意见，以合同诈骗罪对各被告人处以刑罚。正如林肯所说的：你可以在一些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一些人，但是你没有办法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这是对诈骗犯罪分子的绝妙判词！